中国大陆独立媒体人、《长安十日》作者江雪表示，大陆党媒环境在1995年市场化媒体兴起后，曾出现过松动的「黄金年代」，媒体愿意突破禁令，一度起到引领社会议程、聚焦公民权利、鼓吹市场法治的作用。但习近平上任后，公民社会面临系统性地控制，媒体已博弈不过体制，「大家都放弃了」。
新竹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22日邀请江雪线上演讲，以「从『改变中国』的幻灭到独立记录的可能—我所经历的新闻业变迁」为题，分享了对大陆媒体环境的观察。
从业20多年的江雪表示，八九民运（六四事件）以后，中国深陷一片沉寂、肃杀，后来受邓小平南巡倡导市场化改革影响，大陆党报体制曾于1995年出现松动，市场化媒体应运而生，例如大陆第一张都市报《华西都市报》在成都创办。尽管都市报仍为党报的子报，但功能不再是报导领导讲话、党的政策，会关注市民关心的议题。
江雪指出，当时的媒体得以展现「新闻专业主义」，例如2003年《南方都市报》发布调查报导《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揭露被以三无人员为由收押的孙志刚，遭广州收容所人员打死；或如2005年媒体曝光「聂树斌案」等，当时大陆全国媒体基本上没有错过这两个案件，并做了深入的调查报导。
江雪回忆，那时媒体一度起到引领社会议程、聚焦公民权利、鼓吹法治的作用。透过媒体搭建平台、设置议题，进而促进讨论，最终转向政治与体制问题。各省也都有自己的强势媒体，媒体间会相互交流，使讯息容易扩散为全国性议题。
「本世纪初，中国媒体基本上掌握在泛自由派的读书人手里，」江雪如此形容道。虽然根本体制没有改变，但媒体对公民社会的成长感到乐观，会吆喝著政府的开放政策、借题鼓吹著各项改革，「有时候会忘了水晶灯上的巨蟒随时可以吞噬掉这一切。」
江雪以「黄金年代」形容这段市场化媒体能有所作为的时期，但她强调，「并不是真的有个黄金年代」，党的审查和控制仍悬在头顶，只是媒体愿意与体制博弈。
然而，2013年，巨蟒动了。江雪指出，当年的《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成为中国大陆近十年新闻业的转折点。当时，广东省委宣传部在新年特刊出版前，要求对内容进行大幅度修改，打破事后审查的承诺，转为事前审查。也在同年3月14日，习近平当选大陆国家主席。
江雪提到，习上台后颁布了「七不讲」，使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与司法独立都成为敏感词。2014年，数百人死亡的「长江沉船事故」发生后，未见中国媒体有深度报导，媒体不再会突破禁令，如同是新闻业的「断崖式崩塌」。
「最近十年，大家都放弃了，不再博（弈）了，因为你就博（弈）不过他们（体制），」江雪说。2016年，习近平再提出了「党媒姓党」。
江雪表示，这些年当局透过许多方式摧毁传媒业和公民社会，例如以党控制系统来禁止报导，透过立法、司法严惩各种异议者，甚至在微信群说了家里的事，警察就会上门。另外，当局还系统性地抹杀记忆，成立新闻宣传国家队，电影局、新闻出版署已都由中宣部（中共中央宣传部）管理。
江雪回忆，她曾在2020年撰写一篇评论疫情的文章，结果警察立即上门将她带走，同个时间，她撰写的人权律师文章反而没被过问。「他们对疫情的反思很敏感，」江雪指出，当年四、五月，武汉封城刚结束，当局便宣传著疫情在全球蔓延，但大陆已成功控制了疫情，很早就开始窜改关于疫情的叙事。
疫情期间，已成为独立记者的江雪，也以日记形式撰写网路文章《长安十日》，记录2021年底至到2022年初西安封城见闻，文章发布后在网上「活了两三天」，但是「在文章发布的第二天，两个穿著白色防护服、戴著口罩的警察就站在我家门口，非常诡异」。
尽管公民社会面临当局系统性地控制，但江雪认为，在疫情期间发生的白纸抗议（白纸运动），便是基于人们本能的反抗，「极权之下，人们总是会反抗，而且这种反抗有它的价值」——即戳破了疫情期间管控的神话，「人们并不会永远的屈服」。
江雪说，她经常听到一种声音问及「你们中国人是不是蛮习惯『这样』的状态？」但她认为不是如此，只是中国人内心真正的声音无法让外界感受到。所以她持续进行采访工作，也始终希望做一名能正常表达的人。「我不是很乐观，但没有放弃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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