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林良升

专心教学，本该是教师最重要的工作。然而近年各式政策宣导、行政任务持续涌入校园，

繁杂重担都落到教师肩上。制度改革除了要补足人力，更应从源头检讨，厘清行政责任边界。

「能扯上教育的事，通通都丢给学校。」桃园市国小教师张琼方苦笑。过去以为，教师在校园中的主要任务是课前备课、规画课程，课后改作业、评量成绩，关注学生学习情况，才是教育本质。

然而，现实教学现场的工作模式，早已不是上述的单纯剧情，第一线教师还得肩负各种政策宣导的任务，及教学以外的庶务。一位教师每天上第一堂课前得确认有无「上面交办」的政策要宣导，有时还要因SDGs（永续发展目标），帮忙量树高、计算碳排，甚至回应民代索资，这些额外行政工作长年引起教师团体高度关切。

力推简化 仍疲于配合政策

国小就是重灾区，有数十年教育行政经验的中华民国中小学校长协会理事长、台北市延平国小校长陈清义指出，作为义务教育的第一阶段，国小常被视为政策宣传首选，而行政人员编制又少于中学，「中学有副组长、干事，国小没有。」负荷相对更重。

堆积如山的行政庶务，让教学现场的老师不堪重负。面对第一线教师的不满，2025年底，教育部推出三大行政减量措施回应。第一，以系统填报取代纸本作业；第二，整并填报；第三，是调整研习或填报的对象、频率。教育部强调，他们共检视了150项业务，其中104项完成调整，调整比率达69％。

像是原本得定期个别填报的教职员人力编制、授课节数、学生就学情形等九项资料，过于繁复的表格，占据老师们太多时间，教育部主任秘书林伯樵表示，经检讨后，已将这些表单并入两大系统，简化填报流程。

不过教育部推动的减量措施，著重在「行政流程」的瘦身，陈清义直言：「确实有在减量，但减少的不如增加的多。」而第一线教师最关切，更在于能否「源头减量」。

增加的行政事务，主要来自两大面向：首先是各部会、地方政府的宣传与活动，通通落到学校身上。

举例来说，各项地方政府主办的竞赛，得要由各学校轮流承办，「来当老师，原本以为顶多要办自己校内的事，没想到还得去筹办全市的比赛。」陈清义说。

再来是，非属教学范畴的工作也由老师承担。宜兰县一所小学的33岁教师小邱（化名），刚当老师第3年就接下学校总务主任，负责学校招标、工程等与教学无关的行政工作，每周只上六节课，「我的时间有8成在做行政。」他苦笑。

更荒谬的是，教育部提出为教师加薪、休假等相关福利政策，竟加重学校的行政负担。例如，教育部去年12月31日宣布调涨教师钟点费，但往前回溯至去年9月，导致发出去的钱要重算、再发放，曾担任过教学组长的张琼方无奈指出：「对教学组和出纳组都是灾难！」

另外，教育部于2025年10月推动，「以时申请」的教师身心调适假，这项「学校不得拒绝」且「不得列为考核因素」的假别，原本是立意良善，却让学校往往为了找代课老师，疲于奔命。

分担压力 须增加专责人员

近年教育议题愈来愈受外界关切，从校事会议召开、民代在议会质询，到1999等市民服务热线，各方检举陈情和后续处置，也向上叠加、增添不少行政负担。

台中市教师职业工会理事长张永青举例，去年台中市爆发非洲猪瘟，有议员质疑学校学生午餐的厨余处理流向，台中市府因此要求全市学校调查午餐厨余处理方式。「担任『午餐秘书』，负责校内营养午餐事务的老师，就得去调查厨余处理方式。」

各种行政工作的累积，压缩教师花在学生身上的时间，无可避免影响教学品质，让理应是校园主角的学生，成为潜在牺牲者。愈来愈繁重的学校行政，也导致部分教师因此丧失成就感，像是小邱就倍感迷惘，逐渐萌生退意，一度想离开教师工作岗位。

教育部《中华民国师资培育统计年报》资料也反映出第一线老师正大量离开教育现场，2020年全国高中以下的教师离职人数为179人，到了2024年，增加为262人，短短五年增加4成6，人力荒加上高流动率，形成严重恶性循环。

对于教师兼任行政职所产生的困境，立法院法制局早在2021年就做出一份研究报告，建议对部分「不属教学专业领域」的主管职，开放由教育行政职系的公务人员专任，让教师回归教学专业。

陈清义建议，在《财政收支划分法》修法后，地方财源增加，地方政府可以透过约聘雇人员增编学校人力，来减低学校行政压力。

部分地方政府已著手行动。6月8日，台北市教育局表示，将于今年8月起针对国中小依规模，分别增置一至三人不等的编制外专责行政人力，这项计划将增置303人，由学校自行针对需求征才，让行政庶务交给专责人力，教师能回归教学专业。台中市也在工会争取下，让中、大型学校有专职约聘人力，例如出纳人员，分担行政工作。

参照外国 明定指引细分权责

曾任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专业发展中心执行长的宜兰县教师叶明政，认同以增加人力来作为行政减量的检讨方向，但他也强调，「最大的问题还是主管机关不敢帮学校挡下来！」现在学校背负太多政令宣导工作，叶明政表示，主管机关应该拒绝其他部会以宣导教育为名，将任何事都丢到学校。

事实上，不只台湾，日本等国家都曾面临因学校行政事务暴增，教师工作压力繁重，导致人员流失的根本性难题。

2019年1月，日本中央教育审议会提出学校工作方式改革的具体方针，将一直以来的教师工作分成「应由学校以外单位负责」、「属学校但不一定由教师担任」、「属教师工作但可减轻负担」三种层次。

举例来说，日本将交通导护、学校收费处理、与社区的联系，认定为原则上应由学校以外单位负责；而成绩、评量等课堂外的调查及统计虽属学校工作，但不一定要由教师担任。

英国也同样将学校工作细分进行检讨，英国的《学校教师薪资及待遇指南》就明确订出21项「教师不应承担的行政任务清单」，包含「分发给家长和学生的各项通知」、「校外旅行和住宿活动的行政管理」等事项。

回到台湾，针对校园行政减量，教育部国教署表示，已于今年3至5月办理三场分区座谈会，国教署希望地方配合，「期盼地方政府能从制度、流程及人力支持等面向持续精进，以减轻学校行政负担。」

国教署也指出，将研议放宽副组长设置，来承担行政业务，及推动跨校行政合作，以免偏远小校独自担负过大行政压力。另补助学校增置编制外专任或兼任人力，支援校务推动、分担行政工作，使教师能更专注于教学。

张永青肯定国教署愿意正视第一线教师的行政负担，但他也强调，有些措施国教署早能开始处理，「像是在法令中明定增聘专职人力，而不只是补助。」以及在源头就替学校挡下其他部会的宣传需求。光是这两点，就能立即为老师们减压。

孩子是国家的未来，学校教育不能打折，在人力缺口下造成的教学量能下降，精简与学生无关的行政事务，中央、地方都必须动起来，才能让校园回归教学本业，守住教育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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