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恐惧里，长大在压迫中。”暴力计生幸存者杨长兵向记者讲述了他在共产中国身为一个普通老百姓所遭受的苦难，包括暴力计生、暴力强拆、疫情封控等。

暴力计生

杨长兵出生在山东一户普通的农村家庭，1980年中共实行“一胎化”政策，他和二哥成为直接受害人。在怀胎二哥八个月的时候，母亲被抓走了，被强行引产。

后来，母亲东躲西藏才生下杨长兵。“小时候，我妈就给我讲这个事情。我们本来应该是哥仨。”他说。

杨长兵从四五岁记事开始，就生活在害怕、恐惧之中，怕警察、怕搞计划生育的人把他抓走，或者送到孤儿院。

乡亲们对抓计划生育的人都很憎恨，帮着通风报信。杨长兵一听见有人喊：他们来了！就马上藏到柴火堆里，有时候钻到猪圈里，或者跑到附近的邻村里去，等到天黑才敢回家。

“我记得很清楚的，有一次我跑到柴火堆里藏起来了。天黑我回来一看，门窗也没了，粮食也没了，我妈也哭，我爸也愁眉不展的，家里乱七八糟的。那时候家里很穷，所有的东西，（他们）能砸的砸，能抢的抢……我妈也哭，我也哭。”

“所以我从小就恨中共，从娘胎里就挺恨他们的。”由于长期生活在恐惧中，爸妈发现他不会像正常孩子那样说话，五岁以后才会说一些很简单的话。他怕见到陌生人，或者是去公众人多的地方，就会变得很紧张很害怕，还有口吃的毛病。

直到他七八岁到了上学的年龄，父母被强行结扎，交了罚款，村里又写了证明信，杨长兵才有了户口。“罚多少钱我也忘了。那时候家里也没有钱，四处借钱，借邻居的、借亲戚的，都是一分钱、一毛钱地借。”他说。

杨长兵表示，暴力计生是共产党很大的罪恶，害人不浅。作为中共计划生育“四亿人中的幸存者”，他亲眼见过“超生”带来的恐怖：一人超生，全村受罚（结扎）。干部上门扒屋、拆门拆窗、粮食挖光、牵羊牵牛，把一个个家庭逼到绝境。

暴力强拆

杨长兵所在的村庄离市里很近，早在1997年，农田就被政府以一亩几百块钱的价格征收了，用于开发盖楼房。2002年，村子也要拆迁。很多老百姓没有与当局达成补偿协议，十多户宅院被强拆，夷为平地。

杨长兵记得，那一天村里他们的人，还有黑社会、警察都来了，把人从屋里拖出来用棍子打，把屎尿泼到人家身上，接着用推土机、挖掘机把房子推倒。杨长兵上前阻拦，被抓到潘庄看守所，戴上连手铐、脚镣，被搧耳光，不让睡觉，坐在老虎凳上折磨。审讯48小时后，又送拘留所关了10天。

“我们兄弟两人只给了两套楼房，村里答应给第三套，到现在都没给。那些村官有五六套、七八套、十几套的房子，吃的比谁都肥。”杨长兵表示，这种事情在山东很普遍。只要老百姓不听他们的，不是挨打就是抓进去。

2009年，杨长兵终于成家了，妻子先后为他生育了两个可爱的孩子。为了妻儿生活过得好一点，他想多挣点钱，开始跑运输，成为一名卡车司机，不料又遭遇疫情封控，物流停了，几乎花光了积蓄。

强制隔离

2019年底，武汉疫情爆发。刚过完年，杨长兵楼下有个孩子的老师去过武汉，因此当局把他们整个楼全部给封了。杨长兵一家被列为密切接触者，强制隔离25天。

“铁门给你焊死，你想出都出不来。大白用杆子从窗户里递给你做核酸的工具，一天检测4次，从早上6点做，中午又做，之后到五六点又做，到晚上十点还有一次。刚开始有人配送食物，后来什么都没有了。家里也没什么吃的，两个孩子到半夜就饿醒了，爬起来说是饿，也没办法……”

“我楼上那一家，封控那天刚从老家回来，第二天他想出门出不去了，以为是门坏了，还给我打电话。他好几个月没在家，家里就有点面和面条，这25天他吃光了，一点东西都没有了，快要疯了。”

“那种感觉我都受不了了。”杨长兵回忆，他们小区有个做生意的，也就40岁，孩子只有两三岁，他想不开就跳楼了，掉在窗户底下的阳台里，早上有人路过看见他报警了。

“有上吊自杀的，有跳楼自杀的，他们做生意、开门头的，投了好几十万。疫情不断地封控，没法工作了，房贷、车贷、网贷、各种压力太大了，承受不住。人只要是到崩溃的边缘，很容易轻生。”他说。

经济一落千丈

杨长兵所在的物流公司，可以运送普货，也有运送危险品的资质。据他介绍，以前物流公司非常忙，跑港口，活儿很多，司机想请假都很难，从初六上班到过年，每天都要去跑车。自从和美国打贸易战开始物流就不行了，疫情期间彻底完了。

“之前公司能开一万多（工资），到后来四五千块钱，到后来成两三千块钱了，没有活儿干了。好多企业要不就搬走了，要不就破产了、关闭了。”他说。

杨长兵记得，疫情期间去公司提货的时候，首先看你（健康码）是绿码还是红码，到了哪个地方之后，车就被贴上封条，司机全程不能下车，吃喝拉撒都在车上。出去一趟好几天，一月十来天左右。

“有个同事是跑内蒙的，被困在路上。每一个省市疫情检查站拦着，前面也不让过，再调头往回走也回不来，车上的货都烂了、坏掉了。他在外面差不多两个月，给整得崩溃了。吃的也没了，什么也没了，村庄都围起来了，路上没有人，有钱都买不到东西。”

黑暗中看到一道光

更多的时间，杨长兵出不了门，无法工作，就在家看电脑、看手机，突然发现有个叫VPN的东西，能看到外国的网络。他发现外网的内容不一样，在中国是完全看不到。

“比如我八九岁的时候，听我家人说天安门事件死了好多人，只是说听，在中国网络上完全看不到的。翻墙以后我发现，你想知道的东西，只要会翻墙，都能看得到。但是你在中国呢？不让你知道。”

通过翻墙，他知道了走线的路线，感到很兴奋，“我能逃离这里，终于能逃脱这里了！我受中共迫害四十多年，一直在黑暗的地方，我看到有道光。”2023年4月，杨长兵携全家抵达美国。

杨长兵说，“我感觉我现在活得很开心。在中国的时候我过得很压抑、很不开心，我逃离了那片土地，不会留恋那地方。那里虽然是我的出生地，但我不认为那是我的家。中国那片土地被中共控制着，成了有罪恶的土地，它培养的那些人都是被中共思想教育给毒害的。在中国你就是个奴隶、牲口、人矿，我想我的孩子能活得是个人。”

参加了一百多起抗议中共的活动

来后美国半年后，杨长兵就加入了中国民主党，至今参加了一百多起抗议中共的活动。

今年9月，杨长兵全程参加了美西美东抗议中共病毒的车队大游行，活动旨在追究中共隐瞒疫情的责任。

“我就是有个信念，想叫美国人、叫公众知道这个病毒是从中国发出的，是中共制造的，造成了好几亿的人民死亡，中共就是恶魔。美国政府有些动作，叫中共赔偿他们。我在中国的时候，打了三针科兴疫苗，都是假疫苗。好多人都有后遗症，或者有副作用的，得白血病。”杨长兵说。

他表示，自己只是中国小角落的一个人，被中共迫害的人太多了。“我想让更多的人知道中共的邪恶，这是中共不能否认的，这就是历史，从小到大我经历了这些真实的事情，受中共迫害之深已经刺入我的心，至死都能记得。我不留恋中共统治的那片土地，除非中共倒台那一刻。”

原文来源：大纪元时报 记者：李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