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1日下午，一场聚焦“守护民主自由、反对极权渗透”的国际研讨会在新西兰奥克兰瓦伊普纳（Waipuna）酒店会议中心举行。与会者就如何反制外国干预与跨境压制（包括中共相关风险）、保护言论与信仰自由，并强化民主社会的制度防线等进行了讨论。
本次活动由新西兰倡议组织纽西兰塔斯曼同盟主办，海外华人社群和关注议题的新西兰本地人士80余名出席会议。14位来自新西兰、台湾及澳大利亚的政界人士、学者、媒体人及公民社会代表受邀发言。
资深民运人士陈维健在开幕致辞中表示，本次研讨会正是在相关立法通过的背景下举行，目的在于推动讨论从“通过法律”走向“落实执行”，并以此开启民间与政府协作反制干预、渗透与施压的公共议程。
多位发言者以新西兰华人调查记者毛芃（Portia Mao）的经历，说明“外国干预”如何从抽象概念变成现实压力。
新西兰言论自由联盟（Free Speech Union NZ）首席执行官吉莱恩·希瑟（Jillaine Heather）在发言中提到，毛芃因参与制作纪录片《漫长游戏》（The Long Game），曾遭其调查对象以新西兰法律途径寻求限制其公开评论。对此，言论自由联盟资助毛芃的法律团队应诉，案件最终获得对毛芃有利的裁决，并在之后的类似纠纷中形成可供援引的先例。
希瑟指出，该事件不仅关乎一名记者的处境，更牵动新西兰公共讨论空间能否保持开放，以及公民能否在不受恐吓的情况下表达观点。
因此，去年11月，新西兰国会三读通过《刑法（反制外国干预）修正法 2025》，为应对隐蔽、欺骗、胁迫等干预行为提供更明确的法律框架。
跨党派议员与前议员谈民主韧性与对华风险
出席本次研讨会的新西兰政界人士有现任国会议员托德·斯蒂芬森（Todd Stephenson）和海伦·怀特（Helen White），以及前任国会议员西蒙·奥康纳（Simon O’Connor）和路易莎·沃尔（Louisa Wall）。他们都是现任或前任的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IPAC）的联合主席或成员，致力于抵制中共践踏人权、干预国际民主的事业。
国会议员斯蒂芬森是行动党在 IPAC 中的多位成员之一，也是参与审查并推动新西兰通过反制外国干预相关法案的司法特别委员会成员。他在研讨会上指出，“中共等威权体制用压制异议的手段维持其控制，并将这些手段输出到海外，恐吓侨民社群、施压学界与媒体、散布虚假信息、搞统战等……公开辩论能让我们揭露这些活动……我们必须继续审视并加强新西兰内部的相关保护机制。”
斯蒂芬森还提到，媒体环境也需要警惕“自我审查”的风险。比如，新西兰主流媒体报导了香港《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被中共判重刑这件事，但新西兰国家电台 RNZ 的中文平台并未提及该新闻。因此，他呼吁 RNZ 检视中文新闻报导的范围，同时保障相关员工及其家人的安全。
斯蒂芬森强调，民主韧性需要主动捍卫权利，通过倡导言论自由、推动跨党派与国际承诺、并拒绝一切形式的审查，才能建立一个让威权者“无法干预、更无法征服”的社会。他也乐于把此次研讨会的内容，传达给新西兰国会各党派的同僚，尤其是台湾的坚定支持者——新西兰副总理、行动党党魁大卫·西摩（David Seymour）。
现任国会议员（工党）怀特是现任的 IPAC 联合主席，她在研讨会上指出，当下民主正面临“绝对危机”，而“分享权力”与“人格品行”在当下社会尤为重要。怀特呼吁重建政治与社会的诚信基础，因为“如果民主失去人民的信任，它就会脆弱；如果民主能增强人民的信任与参与，它就会比专制强大得多”。
国家党前国会议员西蒙·奥康纳在研讨会上指出，新西兰议会必须优先考虑“我们的民主制度、主权与国家安全——而不是金钱与贸易协议”。“信仰自由、良心自由是根本性的人权”，但这种自由正持续遭到中共的压制。
奥康纳在担任奥克兰 Mission Bay 选区议员期间，亲眼看到有亲共人士用刀划破法轮功学员的标语牌。他当即把他们的流氓行径公布在社交媒体上，对方不仅非常不满，还想起诉他诽谤。最后，因新西兰警方介入这一事件才得以妥善处理。
奥康纳还提到，中共使领馆也“经常试图阻止不同团体表达他们的信仰”，例如台湾社区，但他强调，在新西兰我们必须确保人们知道：“在这个国家人们可以自由相信自己想相信的东西”。
工党前国会议员沃尔在研讨会后接受退党中心记者采访时表达了对法轮功信仰团体敬意，并强调法轮功等群体的信仰与结社自由属于基本权利，“没有任何人有权阻止别人修炼——不管是法轮功，还是其他社群组织或宗教组织的成员”。
她表示，生活在新西兰意味着人们拥有作为公民或居民“充分表达自我”的权利，不应在任何环境里感到受限制、被威胁或被霸凌到“不得不相信某些东西”，从而损害自由生活的能力。
沃尔2021年7月在新西兰广播电台的播客系列节目《红线》（Red Line）以及相关新闻报道中，公开谴责中共强摘法轮功等群体的器官。她是新西兰首位公开谴责中共活摘罪行的官员，当时也因此事占据新西兰的新闻头条。
鉴于一些海外华人不愿参与“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活动，沃尔表示理解一些人因在中国仍有家人而顾虑重重，但仍呼吁海外华人社区要勇敢发声、推动追责，“我们需要社区的勇气——站出来，用自己的声音讲述自己的经历，并让相关人员为其行为负责”。新西兰“已有立法工具”用于拆解相关影响，关键在于社区成员是否愿意运用这些工具。
纽倡议组织：以法律与公共讨论应对干预风险
研讨会协办方新西兰言论自由联盟的首席执行官希瑟，公民自由团体 PILLAR NZ 联合创办人尼克·汉内（Nick Hanne），都从不同角度分享了人们应如何捍卫民主、抵制中共干涉的经验。
希瑟警示大家外国干预往往并非从间谍或网络攻击开始，而是始于社会的自我噤声。例如，调查记者毛芃因参与制作揭露中国共统战的纪录片《漫长游戏》而遭到被调查者申请法院禁令，试图让她“禁言”。言论自由联盟了解到毛芃的遭遇后，资助其律师团队参与抗辩，于去年6月赢得官司，并让法院警告亲共人士“不能把法律工具武器化，用来压制政治批评”。
因为有了这一判例，当亲共人士用类似手段指控其他调查记者时，法院直接驳回相关控告。希瑟强调，这类案件不是个案，更关系到新西兰的主权与公共讨论空间。
“这种事不应该发生在新西兰。”她还重申：“在这个国家，每个人都有权批评任何政府、任何政党、任何领导人”，这“不是特权，而是民主制度的底线”。
PILLAR NZ 的联合创办人汉内在奥克兰出生长大，因接触记者毛芃还有一些华人民运人士后，才意识到中共干预与跨境压制原来已经进入新西兰的社区与日常生活，并正在让这些人士面临沉重的个人代价，以便震慑更多的人。
汉内强调，面对这个体量悬殊的威权国家，新西兰人需要用一系列的故事及实例让更多普通民众了解人们真正面对的风险，并通过持续的公共沟通，把“问题在哪里、危险在哪里”讲清楚。
在政策主张上，汉内则提到，PILLAR NZ 正在推动《外国影响透明法案》（FIT Bill），希望在现有反制框架之外建立一套“两层透明机制”，以披露任何外国在政治领域的影响活动，并针对被认为风险更高的国家（如中共）扩大披露范围，设置监禁与高额罚款等处罚。
汉内强调，“我相信，坚定捍卫公民自由，会让我们反击威权主义时更强，而不是更弱。”
纽学者、媒体人：用研究揭示中共统战
出席研讨会的坎特伯雷大学的安妮-玛丽·布雷迪教授（Anne-Marie Brady），是新西兰知名的中国问题学者。她和新西兰主流媒体 Stuff 的调查记者宝拉·彭福德（Paula Penfold），近年来都用自己的论文研究或调查类纪录片，向新西兰乃至世界揭示中共如何干预、渗透新西兰的内政外交。
研讨会上，彭福德表示，作为一名追踪线索的记者，她及 Stuff 的调查团队决定制作一部揭示中共对新西兰的统战纪录片，是源于推特上一条私信请求。在她看来，公众与媒体之所以难以察觉统战这类干预活动，是因为它们“刻意被设计成看似普通的形式”，但这正是问题的关键。
彭福德认为，中共统战就是通过商业、政治与社群网络等方式在民主社会中“建立关系、推动中共利益”，同时“压制批评者的声音”。彭福德调查团队从2021年开始制作纪录片《漫长游戏》（The Long Game），并只挑选“在法庭上站得住脚”的内容，于2024年发布。
彭福德直言，近年来的一些法律施压手段也让她感到害怕，乃至纪录片中的消息来源也会感受到中共的压力。但她强调，在报道相关议题时必须清楚：“中国共产党不等于中国人民；批评政治影响活动不等于批评族裔”。另一方面，“沉默同样危险，甚至可能更危险”。
因此，她提出，如果忽视外国干预，会削弱民主透明度；如果缺乏分寸地过度反应，又可能助长排外与分裂，“而威权体制会从这两种结果中获利”。
布雷迪教授在演讲中说，新西兰围绕外国干预的公共讨论，一个关键节点是她发表的研究论文《法宝：习近平时期中国的政治影响活动》。在她看来，相关问题远未止于表面：无论她的论文还是纪录片《漫长游戏》，都“只是冰山一角”，仍有大量现象需要被持续揭示与讨论。
中共将统战工作称为“法宝”。布雷迪说，民主国家同样拥有一整套“法宝”，即公民社会、学术界的关键角色、新闻媒体作为“第四权”，以及议会与法院的制衡机制。民主制度的反应往往需要时间，但这种“慢”恰恰是其力量所在，因为社会必须通过制度程序形成集体决定来保护自身。布雷迪呼吁，现在正是真正用起这些民主社会工具的时候。
台湾驻外代表：中共跨国镇压严重侵害他国主权
研讨会上，台湾驻新西兰代表欧江安女士（Joanne Ou）肯定了新西兰近年来完善反制外国干预的法律框架，谈及了中共扩展到海外社群的跨境压制，并呼吁与会者凝聚起来、持续发声。
欧江安表示，“民主不应被视为理所当然，自由从来都不是免费的”，面对威权渗透与叙事操控，“沉默只会把我们带向外国干预、接受与投降，”而面对中共以“域外管辖”为名进行的跨境压制，欧江安指出，“这种跨国镇压是对基本人权的严重侵犯……也是对其他国家主权的严重侵害。”新西兰反外国干涉立法的可贵之处，正是“它在增强新西兰民主的同时，并未削弱定义新西兰的那些自由”。
欧江安表示，北京之所以对台湾高度敏感，就是因为台湾的治国之道与中共截然不同：台湾“信任人民，而不是试图控制人民”。台湾能实现民主，中国也可以。“威权政权最害怕的，莫过于人民的力量。”捍卫自由是大家的共同责任，民主必将胜利。
欧江安强调，立法只是基础，建立健全、保持中立、并具备反渗透能力的警察与执法机关也至关重要。她肯定新西兰近年来在反制外国干预方面的立法进展，并呼吁持续提升社会认知与公共讨论，通过更多讨论、更多辩论，让公众在更充分的信息环境中做出判断。
台湾网红：对中共“反渗透” 维护人的尊严
台湾自媒体人、网红八炯（温子瑜）也参加了研讨会。八炯去年11月出现在中共央视新闻的专题节目中，并被公开“通缉”。该节目声称“任何人在海外发现其踪迹都可带到中国大使馆领赏”，赏金为100万人民币。这意味着，只要八炯进入亲中程度较高的国家，就可能面临被移交的风险。
在研讨会上八炯说，自己仍能站在新西兰公开发言，“本身就是对极权、对中共最大的讽刺”。
围绕如何反制渗透，八炯提出“最好的防御是反击”的思路，且其核心是以信息揭露与公民社会动员进行“反渗透”。他认为，面对中共“无孔不入的统战与渗透”，民主社会不能只停留在被动防守；更重要的是“逆统战回去”，尽力让更多中国大陆民众识别谎言、理解风险，“在中国人民心中种下民主的种子”，让人们学会质疑官方叙事，从而削弱渗透与控制的土壤。
面对中共可能对台湾动武，八炯认为，台湾社会需要提升自我防卫能力，同时也面临内部政治阻力。作为民间创作者，自己能做的，是发挥媒体与传播能力，与“墙内”的地下网络保持联系，推进反渗透的信息协作。降低中共渗透效果关键之一是推动更多中国民众“不合作”，并把海外学者、智库的分析转译成墙内民众听得懂的语言，通过可传播的方式进入信息封锁的内部。
八炯批评中共“大外宣”试图把民主制度“泼脏水”，把民主国家拉低到与威权体制“看起来一样”，从而削弱民众对民主的向往。八炯说，台湾是抵挡威权扩张的“最后一道防线”，台湾守护的不只是自身安全，更是“作为人最基本的尊严与善良”。因此，即便长期被中共“通缉”，他也要让世界记得仍有人在冒着风险守护人们习以为常的民主自由。
台湾网红、评论人阿牛哥（王苡儒），则以“三民主义”为切入点阐释民主价值，强调反对中共极权是为了守护人的尊严，并守护一种可被实践的民主生活方式。
“我们为了守护的，从来都不是一个国籍，而是我们一个生而为人的尊严”。阿牛哥说，“反对中共极权，不只是要反抗那种令人窒息的控制而已，而是我们在守护……中华民国已经亲手实现、有温度、有尊严的民主生活方式”。
阿牛哥强调：“中华民国的存在”证明“讲中文的社会”同样能够建立一个不依靠谎言与暴力、而是以同理心与实质正义为基础的国家；“民主从来不是一张选票投完票就没结束的”，而是一份需要共同承担、用以守护每个人作为人的底线的社会契约。
台湾及澳洲学界：推动中国民主化 推动实施立法
台湾政大教授李酉潭、台湾大学曾建元教授、悉尼科技大学教授冯崇义以及西澳大学的陈杰教授都受邀参与了本次研讨会。
李酉潭教授指出，在台湾推动相关立法时，连“外国”两个字都可能引发激烈争议，以致“台湾到现在为止根本没办法制定所谓的反外国干涉法”。而新西兰的自由与民主程度处于全球前列，这类开放社会在面对威权渗透与施压时，更需要形成社会共识与有效的制度防线。
台湾长期站在中共对外“认知战”的最前线。在李酉潭看来，台湾民主防卫必须守住“宪政主义、司法独立跟竞争性选举的公平”三条底线。同时，把握更长远的战略方向：“唯有推动中国民主化，才是终极竞争之道”。
台湾大学曾建元教授指出，台湾现行的《中华民国宪法》“实际上是在中国大陆制定的”，是“为了中国大陆的民主化来设计的”，因此，这套宪政是“曾经存在于中国”的制度实践。
2026年1月1日，致力于在“尊重并捍卫台湾已经实现的民主制度和政治选择”的同时，为中国大陆的民主化做准备的“中国议会筹备委员会”在美国加州的洛杉矶宣布成立。曾建元说，“我相信台湾人能够做到的,所有中国人也能够做到”。
西澳大学的陈杰教授表示，他总体支持台湾近年加强反渗透、提升安全与防务合作等做法，但认为这些多属“被动防守”。他主张台湾应更主动、系统地开展面向华语世界的反认知战与软实力传播，把台湾的民主经验与价值更有效地传递出去，作为对抗中共统战与渗透的重要一环。
悉尼科技大学教授冯崇义，则提醒各国不要低估中共对民主制度的长期挑战。他说，外界过去往往缺乏有效框架去理解中共政权的性质与行为逻辑，因此常陷入“为什么还能做生意、为什么要为所谓利益牺牲其他一切”的困惑之中。冯崇义指出，这场冲突本质上关乎自由民主制度本身，“其核心是自由民主文明……是一场文明层面的对抗”，而不是可以用短期经贸收益简单衡量的利益交换。
冯崇义也表示，立法只是第一步，执行才更关键：即使通过了新法律，“非常难以实施”，因为政界、学界、媒体与商界等网络可能“为了商业利益联合在一起”，这使得反制措施在现实中面临更复杂的阻力与挑战。他提醒与会者继续保持警惕：“即使你付出巨大努力通过新法律，也不要以为这就是故事的结局。”
结语
尽管与会者背景横跨政界、学界与媒体界，但多位发言者在一点上形成共鸣：面对外国干预与跨境压制，沉默会放大风险；而公开讨论、透明机制与制度性的问责，才是民主社会最可持续的防线。与会者也呼吁，新西兰在推进相关立法的同时，应继续加强社会层面的识别能力与公共教育，让“看得见的问题”不再被轻易掩盖。
本文转自：TNT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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