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陈子萱

用来淘汰不适任教师的校事会议，在抓出问题教职人员同时，也牺牲一群无辜老师。教育部端出新版修法草案，仍未解决学校办案权限过大、大小案分流界线不明等痛点。

在东部某所国小担任美术科教师的元元 （化名），投入教职已逾25年，班级经营备受肯定的他，长年被安排担任班导师。如今桃李满天下，许多学生已经为人父母，会带著孩子来探望他，还有学生找他帮忙写推荐信。看著这些幼苗萌芽、成长茁壮，是元元最有成就感的时刻。

他从没料想过，有一天，自己会成为学校处理不适任教师的「校园事件处理会议」（校事会议）主角，面临解聘危机。而一切事发源头，竟只是部分学生在课堂上没有吃到饼干和糖果……。

校事会议机制存疑

未必回应教育现场的复杂性

2023年9月，元元接下中年级班导师，迎接一批新生。为了鼓励孩子积极学习，他以「集点」设计奖励制度，让集满一定点数的孩子，能参与手作点心的「饼干日」。

然而，班上A生、B生一直有迟到和作业未交等情况，累计的点数不足，元元曾主动联系两位学生家长，但未获回应，两位家长也双双缺席班亲会。此外，元元自己生日时，曾买来糖果分享给全班同学，因为A生、B生不在教室，还有另两名学生感冒，糖果暂时被存放在冰箱里。

没想到，开学一个多月后，A生家长突然气冲冲跑到学校，控诉元元「刻意不给孩子糖吃」、「用点数处罚孩子」，要求他道歉。当天上午，校长随即与家长沟通座谈，下午火速召开校内教师评审委员会（教评会），直接解除元元的导师职务。

但风波没有就此平息。三天后，元元收到校方「校事会议」通知，原来A生、B生家长不满元元只是调离现职，又联手控告他有「言语伤害及恐吓」、「不愿面对与沟通」等不适任行为，在正式开会前，校长已扬言祭出解聘处分。

「我没有体罚学生，整件事甚至连『师生冲突』都称不上，只是有学生没吃到糖果、饼干，我就被一状告到校事会议，纠缠2年多……」元元声音颤抖地说。

当时校事会议耗时一个多月，经过三次访谈调查后，委员们认定元元「教学不力」，具体罪状包括「以言语等方式羞辱学生」、「教学行为失当」、「亲师沟通不良可归责于教师」，移请该县市的教师专业审查会辅导。

即使经过辅导，校内考核委员会两次表决，都认为不须惩处元元；但校长见状不满，要求更改考核结果，最后元元被记上一支小过、考绩乙等。他向教育部再申诉获得翻案，但校长竟不甩中央决议，还回头记元元一支新过。

失灵制度碰上恶质校长，让元元承受莫须有的指控，随著谣言四散，更逐渐失去家长、同事甚至自己家人的信任。身心俱疲的他，好几次差点撑不下去。

本刊致电当事学校，负责人仅表示，校内人事已换新一轮，还需向时任行政同仁了解旧案状况，本刊进一步询问，但截稿前未获最新回应。

「坦白说，教育界绝对有不适任的老师，但现在这套机制，真的能筛出真正有问题的老师吗？」元元质疑。

接获申诉七日内须展开调查

立意良善却频被滥用

这场在全国高中及国中小教学现场卷起的校事会议风暴，源自5年前一项修法。

2020年，为了处理不适任教师问题，教育部订定《高级中等以下学校教师解聘不续聘停聘或资遣办法》（下称《解聘办法》），推出「校事会议」新制。若有教师涉及性平、体罚或霸凌、侵犯儿少权益、明确违法行为、教学不力等《教师法》所规范的17项情形，只要学校接获检举或知悉相关事件，应在7天内召开校事会议，由学校展开调查。

最后经校事会议审议调查结果，若认定该师不适任，后续将提报学校的教评会，予以停聘或解聘处分；而若校事会议决议该师可继续任教，则会提报学校考核会审议，祭出申诫、记过等惩处，将会影响教师的年终考绩。

事实上，学校内部本来就有教评会和考核会机制，可以停聘、解聘或惩处违规教师；但由于这两个委员会全由校内人员组成，长年以来被诟病「师师相护」，难以真正淘汰不适任教师。

为此，教育部才增设校事会议机制，明定由五名委员组成，包含校长、教师代表、家长代表和行政代表，以及一名教育、法律、儿少权益专家或社会公正人士。此外，在台中丰原高中爆发师对生霸凌轻生案后，教育部2024年也修正《解聘办法》，要求校事会议所组成的3到5人调查小组，全都得是外聘委员，由学校从中央人才库挑选专家学者。

然而，这套立意良善的新制度，5年推行下来，却遭到部分家长、学生和校长滥用，出现不少事证模糊、甚至匿名的恶意检举。而在家长和舆论压力下，许多学校不得不出手主导办案方向，却也渐渐扭曲规则，衍生诸多乱象，伤及无辜教师。

滥诉情形有多频繁？数字会说话。

教育部统计，自2024年4月修法到2025年5月间，全国高中以下学校共有1372件校事会议投诉案，当中受理1124件，受理率破八成。

宁错杀一百也不放过一人？

寒蝉效应蔓延校园

这些受理案件中，目前已经完成调查的有769件，当中就有382件判定为「不成立」，等于有近半案件连停聘、解聘最基本的门槛都未达到，却遭检举投诉。

此外，有349件、约45％案件祭出惩处；严重到停聘、解聘的仅26件，占比约3.4％；另有约1.6％案件不予惩处。

在许多第一线教师眼中，受理率高达82％，最终有近半案件不成立，甚至仅约3％达到停聘、解聘条件，代表学校在源头筛案机制过于宽松，形成「宁可错杀一百，也不放过一人」的氛围。

而许多无辜教师在调查过程不只身心俱疲，影响教学品质和师生互动；这些前例更已在校园形成寒蝉效应，愈来愈多老师为求自保，不愿出面辅导或协助学生，教学心态趋向消极。

持平而论，人本教育基金会执行长冯乔兰认为，未达停聘、解聘的投诉案件，不代表案情不严重，仍有调查厘清的必要。近一年全国一千多件投诉，对照全国正式及代理教师约23万人，换算每年约有千分之6的教师接受校事会议调查，启动频率不算特别高。

但过程中为何会造成滥诉现象，冯乔兰也认为，无论是教育部或地方教育局，都必须说明清楚。

实际上，若能透过合理机制，替校方揪出违规教师，各界都乐见其成。但在目前校长握有过大权限的制度之下，却滥杀了不少无辜教师。

一名南部的国中校长不讳言，校事会议在各校执行情况差异极大。他观察，有些校长「微罪不举」，会在源头筛选不合理的投诉；但也有「见影开枪」的校长，只要学生和家长有任何疑义，动辄就祭出校事会议手段，试图在第一时间「弃卒保帅」，保全学校声誉。

他在第一线观察发现，近年校事会议经常出现两大样态，第一是老师和家长教育理念不合，例如教师要求学生完成作业，家长不愿配合，会以「霸凌」、「不当管教」等名义投诉；第二种是误用体罚的概念，有些老师面对青春期、不易管教的学生，很可能因为一次性情绪激动，动作过大、碰触到学生，就被家长放大检视，认定是体罚行为。

「以前遇到这些情况，校长出面协调，请双方当面沟通、道歉就好，但现在不敢这样处理，很多校长认为走校事会议才能自保。」这名校长也坦言，有时地方教育局处会「主动关切」，也让校方承受不小压力。

然而，滥用这套制度，带来的负面效应超乎预期。他不讳言，许多教师被校事会议调查过，即使最后宣告「无罪」，后续也没有任何补偿，还会造成该师难以取得其他家长和学生的认同，严重摧毁师生信任关系，「这对老师才是最严重的惩罚。」

修正草案两大问题待解

校长权限大、第三方机制缺位

台湾教授协会创会秘书长、中兴大学资工系退休教授廖宜恩也感叹，没有人会反对处理「真正」的不适任教师，「但我们也看到许多投诉不成立的案件，」他坦言，「即使还了清白，但过程中老师早已名誉受损、丧失教学热情。」

为了弭平校事会议衍生的争端，2025年11月底，教育部再端出《解聘办法》修正草案，订出案件受理机制、案件分流原则，并删除匿名检举。由于这套办法是教育部依《教师法》授权订定的法规命令，不须经过立法院修法程序，预计在2025年底公告完成修正。

尽管教育部释出善意，盼能尽速止血，但仔细检视官方草案，还有两大问题待解，必须更务实调整。

首先，目前法规没有具体明定校事会议案件的受理方式，实务上几乎是校长一人决策。对此，这次修法则研拟，校长应邀请教师代表、家长代表、专业人员进行讨论后，举行无记名投票，过半数同意才能受理案件；且校长仅能表示意见，没有表决权。

但一名国中校长直言，「虽然校长只担任主席，但绝对有能力主导会议走向。」就像校内考核会，即使校长不是委员，会议也能贯彻校长意志，更遑论校事会议代表都是校长找来的人选，要遵照校长立场办案，并非难事。

许多教师和校长都认为，目前的修法方向只是叠床架屋，并未真正对焦学校作为「办案主导机关」的根本问题。

其实，无论站在保障教师或学生权益的角度，由第三方独立单位来召开校事会议，公正进行调查审议，最能让校事案件回归专业判断。

台湾教授协会会长、政治大学台湾史研究所教授薛化元点出，校事会议所造成的不当处分，很大部分源自校长的独断决定。因此，避免校方的权力滥用，并且确立成案标准，应是这次改革的重点。

「由上级的教育主管机关，例如地方教育局，来决定校事会议投诉是否成案，才有机会解决学校滥权的乱象。」他说。

全国教师会理事、高雄市教师职业工会副理事长李雅文进一步建议，校事会议的受理及调查，可由地方教育局处组成独立委员会，其中教师代表、家长代表、专家学者代表各占三分之一，另外由教育局处一名代表担任会议主席。至于当事学校则负责列席说明，提供佐证资料。

冯乔兰也认同，诉诸第三方机制，才能落实公正透明，目前幼教不适任人员已有立法先例，就是由县市政府邀集各方专家成立委员会及审查小组，调查违法失职人员。

若校事会议由第三方机制受理及调查，法律还应确立该调查报告的具体效力，「决策应该落在第三方单位，而不是又回到学校。」她解释，当独立委员会完成调查、做出决议后，该决议应直接生效，学校的考评会或教评会必须依照结果惩处，避免调查报告回到校内，沦为「参考建议」。

民间期待规画第三方独立审议机制，有助建立专业客观的标准，更希望借此落实案件分流。

「教学不力」界线不清

小案大办逐渐成为常态

「由教育局处主责，才会真正开始在源头过滤案件。」李雅文认为，如此一来较能避免学校直接受到外部压力，掺杂过多人为因素，「像是『老师催功课是教学不力』等随意指控，就不会被受理。」

此外，这次教育部的草案，也尝试针对校事会议「小案大办」的乱象祭出解方。

此次修法明定，若教师行为并非体罚或霸凌、明确违法行为或教学不力等《教师法》所规范情形，校事会议不应受理。另外，若案件样态属于《高级中等以下学校教师成绩考核办法》（下称《考核办法》）规范情形，应直接分流给考核会办理，按照既有奖惩标准处分。

只是，相较体罚和霸凌有相对明确定义，《教师法》所规范的「教学不力或不能胜任工作有具体事实」，涵盖范围并不清楚。

尽管教育部2020年曾发出解释令，指出「教学不力」包含「经常迟到或早退」、「亲师沟通不良」、「教学行为失当」、「体罚学生」、「班级经营欠佳」、「违法兼职」等十一项情形，但仍有模糊地带。李雅文举例，函释第6条指的「亲师沟通不良，且主要可归责于教师」，就是最容易造成滥诉的项目。

此外，函释列举的11项情形，其中高达8项与《考核办法》的记过申诫标准直接重叠，例如「体罚学生」、「班级经营不佳」、「教学辅导管教行为失当」等。这些案件究竟要走考核会还是校事会议，修正草案还是没有说清楚。

长期关注教育议题的国民党立委柯志恩认为，教育部必须透过修法或更细致的解释令，严格区分由考核会处理的「教学辅导范畴」，以及由校事会议处理的「教师重大不适任范畴」。

她强调，法规应明确界定，只有涉及学生安全、系统性怠惰、经多次辅导仍无效的严重失职，才具备进入校事会议的门槛。透过精准定义行为态样，才能避免行政权力无限扩大，将轻微教学瑕疵当作解聘教师的依据。

务实来看，法条文字不可能完整界定且穷尽所有可能的行为样态，但校事会议推行5年多来，已经累积一定案量，中央有必要从中归纳分析，订出更贴近现实的指引方向。

「像我们这些小案大办的案例，应该纳入教育部的个案研究。」元元认为，教育部必须从目前已累计的重点「冤案」著手分析，才能找到问题根源，并且对症下药。

冯乔兰也强调，不管是正确或错判的案例，教育部都应先分析既有的校事会议案件样态，才可能讨论大案、小案分类的依据，找到未来制度的运作基础。

儿童受伤与否作为分流依据

教育部应广纳意见 尽善修法

至于如何界定大小案？冯乔兰认为，可以用「对儿少造成明确身心伤害」为初步标准，「儿童是否直接受害，已经是一条很清楚的界线。」

具体来说，如《教师法》第14、15条所规范的体罚、霸凌、性骚或性侵等情形，就是应送进校事会议的「大案」；至于教学不力函释里的「迟到早退」、「班级经营」、「亲师沟通」等，较属于个人操守，应视为「小案」，由考核会处理及辅导。在这样的分类逻辑下，目前「教学不力」函释包含的「体罚学生」、「言语羞辱」情形，因为明确伤害儿少身心，就应该独立出来，专责由校事会议处理。

对此，教育部表示，针对大小案分流机制，2025年10月初已函文各级学校，提醒校方应依法严谨执行，避免滥诉。至于案件分流作法、第三方机制等各界意见，教育部仍持续搜集整理中，后续将视情况调整草案内容。

原本用来淘汰不适任教师、保护学生权益的校事会议，却在办案界线模糊、权力过度集中的运作下，逐渐压垮第一线教师，摧毁教学现场的信任基础。五年来乱象横行，教育部应趁这次修法，广纳各方意见，提出更务实的解决之道，才能重建制度的公正性，还给师生理想的校园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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