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彦妤
无惧少子化预警，儿科医师欧淑娟近二十年前投身儿科，却在健保拚「翻桌率」的齿轮下，自嘲成了负责开药的「医疗得来速」。长期爆量门诊让她身心透支，一度得靠安眠药度日，甚至对孩子笑不出来，「我讨厌那样的自己，连我都不想看那样的医生！」这段沉痛自省，揭露专业使命被消磨的现实，道出第一线医师热忱枯竭的集体哀愁。
桃园卓越小儿科诊所医师欧淑娟回忆，当年医学系毕业后、即将踏入临床训练的那段时间，她带著「反骨」的勇气，毅然决然选择儿科。近20年前，少子化的预警已在医界回荡，学长姊看著满腔热血的她，纷纷直言劝阻：「要不要想清楚？要不要换一科？」
带著对儿科的向往，欧淑娟一头栽进被医界称为「大科」的内、外、妇、儿领域。这些科别承接的是医院里最急、最重、也最复杂的病况，从罕见疾病到生死交关的时刻，都集中在这里。
逆风而行的初心，在劝退声中走进儿科
在医学中心接受训练，意味著高强度工时与沉重责任。然而，真正踏入后，她才明白学长姐的劝阻不是恐吓，而是血淋淋的现实。儿科医师的短缺加剧了恶性循环：人力愈少，留下来的人负担愈重；负担愈重，就愈没人敢投入。
那段日子，欧淑娟几乎没有生活品质，只剩下吃饭、睡觉等基本生理功能。高压排班让她屡次缺席家庭活动，与家人的关系紧绷至极，甚至连拍全家福的那一刻，她仍在病房长廊上来回奔跑。
在健保体制下，儿科医师的职涯仿佛坐上云霄飞车。冬季流感、肠病毒肆虐，诊间人满为患；一入夏季，病人骤减，门诊量与收入瞬间降至冰点。
体制与疫情夹击，在门诊冷清与「医疗得来速」摆荡
这样的淡旺季循环，对医师而言意味著生活始终缺乏稳定感。「我真的很爱小孩，但在疫情期间，我第一次觉得后悔。」三级警戒时，门诊几乎停摆，欧淑娟首度感受到「失业风险」。防疫政策规定，医护一旦被匡列就得暂停工作；收入中断、支出照旧，入不敷出的焦虑，让她对当年的选择产生了动摇。
然而，解封并非救赎，而是噩梦的开端。疫后爆发的「免疫负债」让门诊量彻底失控，欧淑娟曾创下单诊收治 179 名病人的纪录，从下午一路看诊到深夜。在健保量化压力下，平均三分钟就得看诊一名病患，她自嘲成了只负责开药的「医疗得来速」，而儿科最珍贵的医病沟通与卫教，在生存压力面前成了奢侈。
长期的体力透支与追求完美的性格，将她的身心推向临界点。为了对抗焦虑与失眠，她不得不依赖安眠药，却随之陷入思考迟钝、内分泌失调与情绪失控的日常。
最让她崩溃的是热忱的枯萎，她发现自己竟开始对孩子的哭闹感到厌烦，甚至对家长提问感到不耐。「我以前那么喜欢小孩，但那时我只想逃离。」她意识到自己正变成一台冰冷的开药机器，「我讨厌那样的自己，连我都不想看那样的医生！」
120公斤少年的军校梦，唤回从医初衷
真正让欧淑娟重获成就感的，是陪伴一名体重120公斤的少年圆了军校梦。疫情期间，她因门诊清淡而修读肥胖医学，本想充实自我，却意外看见体制外的医疗需求。
少年为了报考军校，必须在一年内减重30公斤。这类涉及生活型态的慢性问题，在追求效率、拚量的门诊中往往是被忽略的边缘。欧淑娟意识到，要真正帮助少年，必须放慢节奏，陪伴他调整饮食并面对挫折。少年的家长也全力信任她的专业，支持她引导孩子重塑生活习惯。
当少年最终成功减重、追逐梦想时，好友的一句「妳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点亮了欧淑娟心中那盏快熄灭的灯。她深刻体会，要让生命产生质变，必须先有温度的倾听与建立信任，这远非点数所能衡量，而是医师价值的真正体现。
寻求平衡，在诊间方寸外实践医疗价值
前年起，欧淑娟开始同时投入健保与自费门诊，重新调整工作节奏。透过延长咨询时间，她能完整讨论患者的生活习惯与代谢风险。面对自费医疗商品化的疑虑，她态度大方，认为这并非买卖时间，只要医师专业有所依据，反而是让民众在健保体制外，多了一份让医疗更完整的选择权。
在开启新模式的同时，欧淑娟并未离开健保前线。对她而言，坚守第一线不仅是为了照护病患，更是为了将临床观察转化为推动改变的基石。过去对公共事务保持距离的她，近年开始踏入校园演讲、与卫生主管机关对话，试图将儿童卫教防治推向政策面，盼能解决第一线医疗的结构困境。
历经两年的步调调整，欧淑娟重新稳定工作的节奏。她体认到，当不再受限于诊间的极速运转，医师专业其实有无穷的发挥空间。这场转向，是她在现实体制下对医疗价值的具体实践，也让她的影响力从方寸诊间，有机会扩及至更广阔的社会倡议。
原文出处：「对孩子笑不出来，讨厌自己！」儿科医沈痛自白：不想再当3分钟医疗得来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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